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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人事制度存在几大硬伤

时间:2011-01-26 00:06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
 

干部人事制度存在几大硬伤
 2011-01-18
长期以来在干部任用中大都采用自上而下委任、统包统配的方法。权力授予关系上的先天不足,加上严重脱离群众的后天不良,导致社会主义这一极具生命力的新制度慢慢失去活力。
发展党内民主,关键在于发展党内选举。但无论在规格和范围上,当前都还缺乏普选制的试点。因此,各地的改革,既要在委任制给定的前提下,尽可能增加“委”的范围,在委字上做文章。把初始提名权交给基层党组织和群众。用提名扩容,选择公认度高的人来委。同时,更要尽可能提高普选制的规格,在县、市进行党委会直接选举的试点。试点取得成功后,再逐步扩大范围,逐步让党员群众能直接选举党内的公仆。以此增强权力来源的合法性,切实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。
 
 
邓小平提出干部“年轻化”,强调了三点:首先,“年轻化”不是目的,目的“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”;其次,“年轻化”不能绝对化,不能“只讲年龄这一条,还要德才兼备,并且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,形成梯级结构”;第三,“年轻化”不能操之过急,“步子要稳妥”,“年龄的条件不能说得过死”,“领导层干部年轻化”只能“逐步实现”。邓小平认为,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,才能实现干部队伍的“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”,才能克服“我们制度上的缺陷”。
然而我们没有正确领会邓小平的干部“年轻化”思想,将这一权宜之计,作为安邦治国的长久之策来大肆推行。改革开放30多年了,还在强调“年轻化”。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:从方法上看,没有抓住主要矛盾。“年轻化”并不等于是当时实际的主要矛盾,即使作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也并不等于仍然是现在的主要矛盾;从效果上看,干部队伍老化特别是领导班子老化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。
上溯五千年,在中国历史几乎上没有一个朝代的掌权人把“年轻化”作为既定方针;横看五大洲,一百多个国家、地区的执政者没有一个在长达数十年时间里反复强调“年轻化”。希望用“年轻化”去解决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缺乏活力、素质不高的问题是很难做到的。
相反,30多年来,“年龄格”下激励了少数,伤害了多数;有利于少年得志,不利于中年进步;褒奖了锦上添花,冷落了雪中送炭;刺激了“直升机”,压抑了“天花板”;助长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,疏远了真干实干硬干苦干。
当前,太多的未立之人(三十而立)和尚惑之人(四十而不惑)在乡镇及县()治民,并有相当数量不知天命之人(五十而知天命)和尚未耳顺之人(六十耳顺)在省、市治官——就是这些年强力推行“年轻化”的现实情况和必然结果。
如果改革选人用人体制,使“社会公仆”权力来源的合法性、合理性得到认真解决,领导干部、公职人员在“能上能下”、“能进能出”的机制、体制和制度下,科学、合理、健康地流动起来,不仅“年轻化”就自在其中,而且增强领导班子的活力、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问题也会迎刃而解。
 
 
政务类官员主决策,须以公开公平公正为价值导向,普选为常态,委任为非常态;业务类官员主执行,须以效率为价值导向,委任为常态,竞争性选拔为非常态。
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扩大竞争性选拔干部在任用干部中的比例,但由于担心领导或组织意图难以实现,加上政务官权大位重,于是,在实际操作上,政务官往往重任轻选,最需要当改革试点的政务官,往往不试改革之水;最不需要作竞争性选拔改革试点的业务官,常常扮演着改革试水之人。其结果之一是,业务官们不以提高业务水平为正途,而是剑走偏锋,扮演政客广拉选票。
 
 
计划式的选(后备干部),肯定比不上市场化的赛(优胜劣汰)。事实上,奥运会对各国参赛选手,一无文凭要求,二无年龄限制 (有下限而无上限),却有着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要求。才使奥运会一届比一届精彩,一届比一届创造新的世界纪录。
为了能当上后备干部,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“两水现象”(即文凭注水与年龄缩水)和“两量现象”(选用干部权力的含金量和自由裁量)。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期权用人方式,在固化并削减参选人选范围的同时,客观上也造成公信力的渐失。
后备干部,既是斯大林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,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。其实,人类婚姻史的演变,也足以证明后备干部制度需要淘汰。
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,为封建社会男婚女嫁必经的常态形式。因为,父母是过来人,知道门当户对的道理,懂得婚姻就是过日子的规律;为亲骨肉的终身大事,肯定比谁都尽心尽力。然而,“父母之命”终究还是让位于“自由恋爱”。道理很简单,父母再有经验,再尽心尽力,也比不上深知“合不合脚”的子女自己。
据此,非自然人且无血缘关系的组织,能比父母更了解从小到大朝夕相处的亲骨肉吗?能比父母更关心亲骨肉吗?如果我们大多数组织和领导者的回答是否定的,那么,可以因此肯定,在市场经济的今天,搞后备干部已经无此必要了。
对于死的物,我国国民经济的五年指令性计划都改成了五年指导性规划;对于活的人,我们还能科学地计划并后备吗?
 
 
改革开放30年,在干部“能上与能下”这对矛盾中,“能下”才是主要矛盾。如果优胜劣汰、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能及早建立,那么,我们既“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”,又能够把不适合的人及时从位置上调整下来,还能够保证把优秀人才放到重要岗立上去,“即使有时会犯错误,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”。由此,干部队伍的素质就能在流动中不断提高,唯“年轻化”是举的僵局就能顺利打破,改革中优秀人才就能脱颖而出。
 
(《改革内参》,2010年第42期)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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